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责人透露，根据相关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空巢老年人家庭比例为30.77%。

迈向老龄社会，农村老人如何不掉队?“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老无所乐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刻不容缓。”在近日举行的2020(第四届)中国农村养老高峰论坛上，来自政府、学界与公益界的人士提出，农村老人养老问题是养老工作中的一个短板，解决农村老人问题，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未来应对老龄社会的政策应该向农村老人倾斜，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入到农村，使农村老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质的提高。

改变养老服务思维定式

当前农村老龄化有何特点?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指出，农村老龄化具备老龄化程度深、空巢独居现象严重、高龄失能、失智占比高等三个特征，面临家庭照料能力弱化，支付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平衡三大挑战。这也意味着，“农村养老服务需求潜力巨大”。

“城市的老龄化水平和农村发生了倒置现象。”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中心主任原新教授指出，老年人的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我国总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也就是说我们有大量的老年人在农村”。

原新认为：“经济问题是做蛋糕，民生问题是分蛋糕，在把蛋糕做大的基础之上，分蛋糕时才能实现城乡之间的公平以及老年人之间公平，这才能够帮助我们应对老龄社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杰华说，应对农村老龄化要改变过去在养老服务体系中“重城市、轻农村”的思维定式。

探索农村养老模式

城镇化速度在加快，农村的空巢、失能老人也会逐渐增加。如何避免农村进一步成为“孤岛”?

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方面，河北省荷花公益基金会已有多年尝试，探索出“妇老乡亲”农村养老模式。该模式是由政府部门指导，依靠基金会进行模式输出和资金支持，借助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能力，培训建立互助志愿服务队伍，着力解决农村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的文化娱乐、就餐、生活照护等养老难题。

据荷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师进辉介绍，从2016年开始，该基金会陆续支持了20家项目团队，在太行山区27个试点村庄开展“妇老乡亲”项目，截至今年9月已经孵化了51个农村自治组织。

结合荷花基金会的探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总结了三个值得关注的框架：社会化、组织化、专业化。他建议，提供农村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应当从协调发展、布局优化、标准开发等角度发力。

“一个基金会如果拿几百万元做农村养老试点，选点很重要，”他提出，下一步不同社会组织应当互相合作、优化布局、协同发展。在此基础上，社会组织要开发标准，做出体系化和专业化，“一定要有标准的支撑体系，需要专家学者结合理论和实践作提炼。”

陆杰华强调，我国农村养老一定是从基层做起，从不同模式的变化过程中来寻找农村养老的模式，包括“妇老乡亲”、互助养老、庭院养老、医养结合等等。

农村养老向何处发力

对于农村养老而言，未来5~15年应向何处发力?

原新认为，在养老问题上政府提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支撑，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20字方针，但现状是过多强调机构。他进一步解释，方针的发展目标很清楚，“9073”是指90%的老人居家，7%的老人进社区，3%的老人进机构。但到目前为止，农村依然主要是家庭养老而非居家养老。

“社会化的养老服务能够跨入千家万户，老百姓在家里居住的时间越长，他所承担的养老成本、心理成本，对整个社会、对于老年人个人来说都是最低的。”原新说，“我们既然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就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应对农村养老的挑战，资金保障是关键。王杰秀认为应该建立多元混合的养老服务资金保障体系，由家庭、政府、社会多元责任共担，保险救助福利多种方式混合，同时发挥政府补贴引导作用。

“这是一笔庞大的支出。”长期关注农村养老服务可持续性问题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于建伟认为，各级政府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把农村养老资金列入预算，“仅仅靠社会组织去做，哪怕有成百上千家，也是杯水车薪。”

除了资金支撑以外，王杰秀认为还要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建立事业与产业融合发展的供给体系，兜住基本养老服务底线，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激发养老服务市场活力。

“在养老和应对老龄化问题上，每个人特别是政策制定者一定要记得，每个人都在变老的路上。”陆杰华希望决策者能够关注农村养老，多部委共同发力，“在未来5年或15年，我们应该为农村养老顶层设计留有余地”，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入到农村，使农村老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有质的提高。(记者 陈俊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