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0日晚间，时任第四届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会议组委会主席、卡塔尔财政经贸大臣尤素夫·候赛因·卡马尔的木槌落下，掌声响起，这场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法律文件，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中国成为WTO新成员。

同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这为中国此后20年经济奇迹铺平道路，也给世界贸易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与狼共舞”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凸显

入世之初，有关“狼来了”的担忧情绪不断，一些观点忧虑相关产业将受到冲击。

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入世准备期，当时舆论一度认为中国加入WTO的举措将会冲击自有产业，纺织业便是其中之一。

在当时，一些学者表示，入世之后，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不会因为配额的取消带来成倍的增长，实际上将面临严峻挑战，比如WTO的规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配额限制保留至2005年等，在这期间，拥有太多不稳定的因素。

得知入世这一消息时，新联纺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陈峥已身在纺织业十余年，他的第一反应是，这将释放可观的红利，而这种判断也来自多年的从业经历。

“中国的纺织产能太厉害了，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他们担心的恰恰是中国入世之后，自己的纺织产业竞争力是否会下降。”陈峥表示，在入世之前，不少国家都对中国的纺织出口设立了壁垒，比如说“配额”的限制。就拿纤维总量来说，每一年度从中国出口到美国及欧盟的总量都有总吨数的限制，这个吨数就是“配额”，如果吨数统计满了，“配额”用完了，目的地海关就将大门关掉了。若还想出口，企业方面便要缴纳高额的关税，在此束缚下，中国的纺织出口企业无法自主决定每年接订单数量，市场上还一度出现了产能无限，“配额”有限，供不应求，奇货可居，同行倒买倒卖“配额”的现象。

2001年，中国加WTO之后，国际市场如约对纺织品降低了门槛，直至2005年配额全部取消，陈峥感受到，接订单变得方便了。

新联纺最早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陈峥曾亲眼见证纺织厂的老师傅如何带着徒弟学习纺织工艺，在当时，纺织业还未脱离简单的工厂模式，入世之后，纺织业也不断在进行升级换代。

回望这20年，纺织业自身也进行了积极的洗牌与转型。陈峥表示，与国际接轨之后，纺织人更是不满足于简单的制造，纷纷向“贸易人”转型。入世之后，纺织业的垄断经营权也被打破。“比如原来只有5家企业能够出口，入世之后一下子变成了几十家企业可以有出口经营权。”陈峥说，一些好学、聪明的生产专家开始学习国际贸易的知识，到广交会等贸易平台上与国外客户直接接触，一个个单子就这么签下来了，许多纺织人最早便是这样发家的。

据悉，目前约80%的中国服装企业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中很多企业正在寻求通过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实现智能化生产。在供应链上，中国纺织业占有相当的优势地位，不少纺织企业已经开始布局打造全球接单、全球制造的纺织服装供应链体系。

而在一些中小企业主眼中，中国加入WTO也给他们的生意带来了许多改变。

七彩莲花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晓梅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20年前，在中国入世之前，出口审批非常严格，公司想要出口必须拿到对外贸易经营权，出口渠道比较单一。“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只能通过外贸公司或中介代理帮助出口，单价高，没有话语权，出口量少，没有办法规模化”。

2004年7月1日，外贸经营审批制废止，新外贸法开始实行。取消对所有经营主体外贸经营权的审批，改为备案登记制，个人履行法定程序后也可从事外贸经营。

孙晓梅的公司向美国、泰国、俄罗斯等国出口亚麻产品如家居用品、服装和工艺品。“入世之后，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很多利好，像我们这样的小公司可以直接做出口生意，可以参加广交会，到国外参展，这让我们有更多机会直接接触到外国客户。另外，在办理进出口经营资格，以及到银行、海关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中我们都觉得更加方便了。”孙晓梅表示。

出口渠道拓宽了，客户增加了，但是进入更大的市场后，面临的挑战也变多了。孙晓梅说：“入市以后看到了同行业的竞争，外国人对于品质的需求倒逼国内的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同时，也要符合国际化的潮流，所以在设计、制造等方面公司需要不断地修改，与时俱进。”

“以往在外国人心中，中国货意味着廉价，但我们想让外国人知道其实中国不仅有价格优势，也有高质量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破解了亚麻染色的难题，将亚麻纺织、影画技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这些技术与创新突破提高了产品的艺术性和附加值，受到海外中高端人士的认可。”

孙晓梅表示，走出国门给了企业学习先进的技术的机会，从产品质量、外形，到内涵的提升也推动了企业的发展。

20年过去，“狼来了”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余淼杰发文认为，从“引狼入室”到“与狼共舞”，加入WTO后的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更为凸显，中国企业更好地享受了市场扩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好处，企业扩大生产获得了更多利润，不仅进入到了全球经济之中，还有一大批企业跻身全球500强、引领全球经济。同时，通过进口全球高质量商品、各种工业的中间品和最终品，国内企业实现了产业升级。而中国通过国际先进的标准要求和规章规制引领国内的改革，成为加入WTO的红利。

敏感行业取得跨越式合作成果

农业在中国入世的谈判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入世谈判中，讨价还价最厉害、最艰难的产业之一就是农业，也是最后一刻达成协议的两个产业之一。当时与中国进行入世谈判的成员中大多数是主要农产品出口经济体，如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入世前后，国内各方面都担心农业可能受到较大冲击。

今年，在中国入世20周年农业发展高层研讨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对于入世后农业领域的变化做了这样的陈述：20年来，中国认真履行入世承诺，成为WTO的“优等生”，农业经受住了入世开放带来的重大考验，有效应对了全球粮食危机、金融危机和疫情等多重挑战，参与全球农业竞争和粮农治理的能力显著增强，在开放中得到发展、在应对中保持稳定、在竞争中得到提升。

在逐渐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眼中，中国这一敏感行业确实遭遇挑战。但入世以来，中国农业开始全方位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嘉吉中国区总裁刘军认为，国外农产品的涌入，确实为中国的农业发展带来挑战。“中国历来重视农业发展，农产品的种类丰富、数量繁多，但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较少；受限于中国农业整体资源状况，无法实现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成本较高、农业效率低下；农业科技水平不高，增产依赖于化肥和农药。而从全球来看，中国的农业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大宗农产品在全球市场中不具有明显优势，农业经营面临着分散的小生产与全球大市场的矛盾”。

机遇交织着挑战，虽然入世会暴露问题，但是也将促使各方下定决心进行农业政策改革。

刘军说，入世后，中国出台了很多支农惠农政策，推进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中国也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比如棉花、油料等，缓解国内生态环境压力，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水果、蔬菜、水产品等。

英联糖业中国总裁张有基也表示，当时，国内农产品市场面临着国际市场的严峻挑战，但长期来看，农业领域也因此加速了体制改革，整体是个去芜存菁的过程。而外企在这过程中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利用其全球的技术、知识、网络等，加强中国农业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

英糖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原料采购商和食糖生产商之一。英糖中国从1995年便入驻中国制糖行业，当时以合资公司的形式，在中国南方建立糖厂，随后业务重心逐渐北移，在中国北方开启甜菜制糖事业。

张有基告诉记者，中国加入WTO后，外资投资中国以及进口更加容易。伴随着这些投资，英糖中国得以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农机、优质的甜菜种子以及环境友好的植保剂带入国内，提高农业种植、管理和生产水平。

“这20年来，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高速发展，主要表现在种植方式机械化、绿色可持续的灌溉和种植方式更加普及等，另外，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也日渐完善，农民收入更是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张有基说。

作为全球农业及食品领域的领导企业，嘉吉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也将全球范围内积累的先进经验、技术和理念等带到了中国，如农产品期货和期权、风险管理措施、可持续农业实践、动物营养技术和高标准的食品安全规范等。

“自1971年在台湾高雄设立第一家饲料厂起，嘉吉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今年刚好是第50年。最初嘉吉在中国发展只能做贸易，如谷物和蛋白产品的贸易，后来在北京成立了代表处，随后逐步开始成立全资公司。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嘉吉在中国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并且很多是由总部或区域总部对投资项目进行远程管理。而在中国入世以后，嘉吉在中国市场投入了更多力量，业务规模得到很大扩展。近年来，中国不断压缩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这为外资企业在华运营提供了更多机会。”刘军表示。

刘军坦言，中国加入WTO其实传递出一个信号，在嘉吉看来，这意味着中国更加融入全球经济，“这让我们更有信心参与中国的经济，投资中国的发展”。

数据显示，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由2001年的279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2468亿美元。2020年，中国进口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为13.8%，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农产品市场之一。

在张有基看来，随着加入WTO，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农业教育、科研、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加速了中国的农业科技进步。

“外资的进入，提升了中国农业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有效增加市场供应，也刺激国内企业做大做强。依靠农业投资形成规模经济，最终可以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刘军说。

站在新起点推动开放新格局

中国入世，与世界分享繁荣和实现共赢。

市场开放是中国入世最直接的改变之一。中国加入WTO后，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大幅开放市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对外开放中充分展现“大国担当”，在华外企也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市场和改革开放的溢出效应。

阿吉兰兄弟控股集团很早就与中国开始合作，1990年，沙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该集团是第一个进入中国从事贸易的沙特私营企业。最初是贸易往来，从中国的公司和工厂进行采购。从1998年底，开始在中国生产，直到今天。

“在中国投资的决定是在对一些市场进行调研后作出的，包括韩国、日本。但是最终我们决定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各国产品中大部分都来自中国。中国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更优选择。中国幅员辽阔，拥有多元文化和众多民族，在各地都能找到市场需求、高质量劳动力、配套工业和上下游企业。”阿吉兰兄弟控股集团副董事长、沙中商务理事会会长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最初我们于1998年进入中国的纺织业。当时的中国纺织业发展势头正劲，经历着巨大飞跃而非一般增长。今天中国的纺织业非常发达，产品质量很高，很少有国家有这么高的质量。更重要的是，中国纺织业高效、高产，拥有人才优势，和我提到的配套工业和工厂，以及来自政府的支持，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阿吉兰兄弟控股集团在入世之前进入中国，而中国入世为集团带来新的机遇。“中国加入WTO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有益的。今天的中国在很多领域领先世界，包括重工业、科技、研发、创新领域。我认为中国是全球创新研发领域的领军国家，这很重要。中国对外开放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将提高自身经济运行效率，扩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贸额。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力量很重要。”穆罕默德·艾尔·阿吉兰说。

加入WTO以来，中国进一步加快工业领域市场开放，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体系。中国的电线电缆行业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工业产值最大的配套产业，生产企业众多，产值已突破万亿元。

作为上世纪80年代较早进入中国的外企之一，全球电缆系统、服务设计和制造的领导者耐克森见证了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再到如今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每一个阶段。

耐克森大中华区总裁及CEO于东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电线电缆作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配套行业之一，是各产业的基础，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被喻为国民经济的“血管”与“神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耐克森业务以向中国出口欧洲生产的电缆为主。随着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与中国入世，中国稳定的发展环境为耐克森拓展全球业务提供了保障，耐克森也持续加大在华投资力度并深化本地经营。

就在中国加入WTO的同一年，耐克森大中华区总部在上海成立。“我们将这片热土视作分享发展机遇的重要窗口，从这里出发，公司取得了多个里程碑式的发展。耐克森持续深耕中国市场，通过技术创新与优势资产组合，深入参与到了能源的生产、分配到使用的各个环节，为客户未来提供安全、低碳、可持续的互连能源系统”。

“中国入世20年，我们看到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提升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这为我们在华外资企业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于东说。

中国入世后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继加入WTO后又一次更高层级的开放。近十年来，中国已先后建立了21个自贸区，海南省则于2020年6月全省成为自由贸易港，为外商投资提供一站式服务。

位于上海浦东自贸区的TE中国区物流中心的变迁史是TE Connectivity(下称“TE”)伴随中国入世20年经贸发展、携手成长的印证。

TE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士，专注于连接和传感领域的全球化企业。深耕中国30多年来，TE从“制造为主”的业务模式发展为集研发、工程、制造、供应链和销售为一体的企业。

TE中国区物流中心成立于1998年，是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内第一批20家海关批准的物流分拨中心之一。对于外商而言，那时候的外高桥保税区主要承担国际货运中转站的功能，货物在这里短暂“休憩”，待贸易合作谈妥之后，储存的货物便可从保税区直接发出。

TE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张超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TE物流中心紧跟着自贸区发展的脚步，在过去的十余年里历经三次搬迁扩展，如今已经成为TE全球最大的自营物流中心。

“中国日趋完善的营商环境和市场条件加速了外企在中国的发展。TE作为植根中国商业生态中的一员，也观察到中国入世后所出台的举措正在助推愈发扎实、完善、共生共荣的供应链体系。”张超说。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