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顿基金驻中国战略主管RichardBaker:要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与中国合作。

7年，380个机构，1000多个项目，英方投资总额达1.8亿英镑。

中国与英国牛顿基金(Newton Fund，中英联合科学创新基金)的合作，经历新冠疫情的考验，交上了颇具分量的成绩单。

2014年，英国政府通过牛顿基金与17个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科研伙伴关系。7年间，牛顿基金共投入了7.35亿英镑，其中对中国的投资是1.8亿英镑，在所有合作国家中位列第一。中国政府各部门各机构，亦分别在各合作项目上配套投入。牛顿基金由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主管，在中国则由科技部牵头，目前共有120个中国机构及260个英国机构参与。

牛顿基金创新合作模式帮助成果转化

牛顿基金以三种方式支持科技合作：人才建设与人才交流、科研项目合作以及成果转化。

“牛顿基金让没有合作过、甚至素未谋面的人一同完成一些大项目，这是一项主要成就。”英国驻华大使馆牛顿基金战略主管Richard Baker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通过这个基金，我们建立起了许多信任关系，这也将延伸到基金之外的其他领域”。

南方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田展向记者表示，他的团队中，6个人去了七、八趟英国。“无论从年轻人开阔眼界、知识交流，还是增进英国合作伙伴对我们政策的了解，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牛顿基金下，两国孕育出的合作模式，也延伸到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干从2003年开始，就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Kevin Jones教授开展长期合作。他认为，“英国科技最大的特点在于模式创新能力。”

张干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回忆道，中科院原本即有“院地合作”，即科学院机构与广东省的合作，同时，中科院也有国际合作。二者结合，孕育了广东-英国城市创新挑战项目(UK-Guangdong Urban Innovation Challenge Competition)。这是唯一一个牛顿基金与省级层面的合作，而兰卡斯特大学也成为广东省科技厅“产学研”合作体系的首个外国大学。此后，以色列的以色列理工大学、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等高校也延用了这一合作模式。

以牛顿基金为纽带，两国科研人员共同完成了超过1000个项目。Richard介绍，针对目前的合作项目双方都投入了大量资金与时间，主要聚焦于基础科研，鼓励创新。

同时在基础研究之上，英国也十分注重成果转化，强调“实用性”，将科研转化为市场化产品是重要的一步。在牛顿基金的支持下，英国帮助中国的科技项目孵化出了更多可供实际应用的产品。

例如，广西兽医研究所的谢芝勋教授与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合作的项目(“家禽养殖场智能监测物联网系统研发与应用”)，就将动物养殖的知识，转化成了可供农民使用的实体产品。在这一项目中，中英研究人员共同开发出了一种可穿戴设备，供养殖场工人佩戴在身上，用于监测家禽的状态及畜棚环境，帮助增产增收。

气候变化是中英共同的重点

牛顿基金在中国资助的上千个项目涵盖农业、气候、环境、能源、医疗健康等方面，其中气候问题是两国合作的一大关键词。

“牛顿基金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产等问题，借助科技合作来改善民生。而中国是比较特别的，合作重点在于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科技处首席代表刘明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中表示。

气候科学支持服务伙伴关系(CSSP China)是两国之间最大的合作项目，英国在其中投入了2300万英镑，巨额资金下，是中英应对气候问题的坚定决心。

“要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与中国合作。”Richard向记者强调，“中国是最大的排放国之一，同时也是新兴科技最重要的开发者。与中国的科技合作对于我们应对未来气候危机十分重要。”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2020气象服务状况报告》，过去的50年里，气候相关灾害造成200万人死亡及3.6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今年下半年，河南、山西、陕西相继遭遇暴雨，频繁的极端天气与次生灾害，在中国也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生态环境部多次表示，“十四五”期间将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当前，COP15(《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正在云南昆明召开，聚焦“生物多样性恢复之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主题进行多方研讨，而英国也将在今年11月举办COP26(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课题，气候方面项目的成果能够惠及全球。

Richard认为，中英两国在气候方面的合作，是互相填补空缺。英国的优势在于积累了更多统计算法、技术模式，而这些模式，能够在兼具多种气候类型的中国，找到真正的用户，在广阔的实践检验空间里得到完善。

“例如，英国没有季风气候，因此对季风无从了解，而中国有季风气候。台风也是如此。”Richard说，“我们的技术模式也许很好，但缺乏实际经验。”

技术需要应用场景的支撑。此前，田展作为中方牵头人参与牛顿基金的CSSP项目，尝试通过预测珠三角的台风，帮助航运部门降低风险、减少损失。在合作中，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负责提供预报技巧，而中方则负责寻找客户，了解需求，找到技术得以赋能的应用场景。

对于英方的科学家来说 ，与田展的合作让他们真正了解到了实际的用户需求。田展表示，科学家可以通过统计算法，给出一定概率的气候信息，但不了解需求，就不知道如何运用。他举例，羽绒服生产商很在意季节和年尺度的气候预测，因为布料的厚度对生产成本有很大影响，而这是气象学家未曾考虑过的问题。

田展说：“我们希望搭一个桥，建立一个技术信息提供者和用户之间的桥梁。这就是这个项目的核心。”

中英科技合作各取所长

牛顿基金下，中英两国的互惠互利，已延展至多个领域。

张干曾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合作环境科学项目，搭建广州市区域空气污染暴露预测指挥平台。在这一项目中，英国借助广州的空气监测站，校正、升级了自己的产品；而中国科学家则利用这一产品，验证了建立的模型。

广州有50多个空气监测站，每个点的空气污染数据是用内插法计算出来的，精度很低。张干的构想，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地理信息系统，构建一个LUR(土地回归利用)模型，这样就能在广州的任何一个角落，得到高精度的空气污染数据。

要验证模型是否准确，就需要实际测量某地的空气质量数据。英国的一个空气质量检测产品(NAQTS V2000)成本低、能耗少又易操作，能提供一些重要指标，用于张干LUR模型的验证。

但同时，这一产品还不成熟，需要利用空气质量站的数据进行校正，以及在实际使用中改进。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空气质量站，就为英方提供了校正的参照；张干团队的一位博士后，也实际参与校正工作，为生产这一产品的企业提供改进意见。

“从英方的角度，一个是想通过跟我们合作，深度开发、改进这个产品；第二个是看能否为这个产品打开中国市场。”张干说。

受益于工业革命，英国积累的科研实力较为强劲。田展直言：“英国在气象领域非常强。”张干也说，他的切身体会是，在与英国的合作中获益良多，“英国的‘老牌子’在这，走在模式创新科研的前沿。”

同时，他认为中国正处在科研的“黄金时代”，英国也需要与中国合作。

“第一，政治上我们是创新型国家，经济发展要转型成科技牵引、创新推动，对科技的重视日益加深。”张干说，“第二，我们经济向好，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正反馈。就环境领域来说，我们的科研经费年年都在增长。”

此前，英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戴丹霓(Danae Dholakia)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中也表示：“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突飞猛进，在中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中国的经济与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目前两国的科技合作已进入互助互惠的阶段。”

疫情之下中英科技合作前景未定

2019年起，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在防疫需求下，全球联合科研工作陷入停滞，大量跨国合作的科研人员，也难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张干与他十几年的合作伙伴Kevin，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了。过去，Kevin每个月都要来一两趟中国。田展说，以前CSSP项目每年都有4到5个中方研究人员常驻英国气象局，疫情之下，人员交流中止，项目也因此遇到一定障碍。

戴丹霓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要真正地给世界带来影响，需要大家面对面地交流，而不能只依靠通讯软件来进行沟通。如果真的要创造先进的科技，必须要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互动。”

而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不止是疫情。戴丹霓看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全球的信任度下降了。Richard则在跨国科技合作中感受到，语言、文化甚至时区上的差别，都可能成为挑战。例如，在中英科技合作中，双方在知识产权及数据安全上存在顾虑，需要不断沟通磨合，才能建立信任。

“在我的记忆中，知识产权方面没出过任何问题。在一千多个项目里，我们从未听说过此类问题。”Richard说，“这是一项成功，我们所有合作都进展得安全且高效。”

张干认为，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意向和业务以及新的资源投入，不应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因为这对于还没有建立国际合作的、年轻的科研人员是非常不利的。

对于未来，Richard坦率地说，疫情之下，英国经济受创，为两国未来的科技合作带来不确定性。但他表示，国际科技合作，依然是英国的优先项，尤其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更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英国需要与中国合作，这不仅能帮助英国，也将惠及全球”。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