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国政客针对他国频繁炒作所谓“债务陷阱”问题，试图借用这一概念干扰破坏发展中国家投资合作。其逻辑是，越多投资意味着越多债务，债务难偿就会落入“陷阱”，最终导致资产损失、发展受限。

如果说存在所谓“债务陷阱”，那么美国才是这种“债务陷阱”的制造者。美国是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者，发展中国家屡次爆发债务危机都与“美国因素”密不可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转向，明显冲击发展中国家债务稳定；美国制造“债务陷阱”的目的就是让美国资本轮番“收割”发展中国家优质资产，严重破坏发展中国家偿债能力，削弱其发展基础，阻断其经济跨越之路。

发展中国家“债务陷阱”的“美国因素”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债务近年大幅增长，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受到关注，美国借机炒作所谓“债务陷阱”问题，抹黑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形成债务关系本身是正常的经济行为，只有附加苛刻政治条件或带有恶意目的的债务才存在“陷阱”，炒作“债务陷阱”无非是将经济问题泛化、政治化。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可能陷入“债务陷阱”，那么纵观半个世纪国际债务问题，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缺乏监管的借贷金融创新、华尔街恶意做空等，才是数次债务危机“爆雷”、发展中国家落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世界银行2019年底发布研究报告说，自1970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出现四次债务累积浪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爆发债务危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本世纪前十年中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第四次债务累积浪潮始于2010年并持续至今。报告认为，第四次债务累积浪潮中，新兴经济体处境比2009年脆弱得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控部门主任哈米德·拉希德2020年7月联合撰写的报告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了债务泡沫。从约半个世纪前金融市场自由化以来，债务危机就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经常出现，让相关国家、地区甚至全球经济付出巨大代价。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周玉渊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201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增长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私人金融部门贷款快速增长，包括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贷款，增速和规模远超多边金融机构和中国金融机构。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估算，2020年拉美成为全球负债率最高的地区，其外债主要来自国际金融市场，华尔街和美欧商业银行是主要金主。在非洲，来自私人金融部门的外债比重快速上升，已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外债来源。

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表示，非洲债务问题有其历史原因，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在非洲国家债务中占比高达80%。在肯尼亚，大部分外债以美元形式持有。

阿根廷饱受债务困扰，至今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大债务国之一。阿根廷社会学家马塞洛·罗德里格斯认为，这正反映了美国在拉美实行的干预主义。在阿根廷与一系列债权人的有关谈判进程中，美国一直是真正主角，其目的是加强对地区国家的干预和控制，维持在跨国金融资本领域的霸权。在债务形成、金融投机、资本外逃、债务谈判等过程中，债务国民众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国家主权不断丧失。

冲击发展中国家债务稳定的“美元因素”

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美元供应及其利率变化是全球债务的重要影响因素，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债务产生显著影响。上世纪80年代，美联储为应对滞胀连续加息，导致国际借贷成本骤增，引爆拉美国家债务危机。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汤之敏表示，21世纪初，得益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及国际社会减债努力，发展中国家债务状况得以改善。然而，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债务规模明显扩大。美联储为挽救本国经济实行量化宽松，带动全球流动性大增，成为近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增长的货币源头。

当前，美国经济从疫情中逐步复苏，为应对高通胀压力，美联储多次释放可能提前加息并启动资产负债表缩减进程的信号。IMF警告，这可能造成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令全球金融环境收紧。

国际金融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将从四个方面冲击发展中国家债务：首先，将引发美元升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存量债务偿债成本上升；第二，将带动全球融资成本上涨，导致借债成本上升；第三，将导致流向发展中国家资金减少，加剧其借债来源短缺；第四，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下跌，导致依靠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减少，偿债基础遭到破坏。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蒙德·拉赫曼表示，美联储加息预期已导致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减少，如果加息步伐快于预期，国际资本将加速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债务水平较高的新兴经济体面临严峻挑战。

影响发展中国家偿债能力的“美资因素”

偿债能力来源于经济可持续增长。但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公平的发展权益，还要被强大的美国资本多轮“收割”，导致经济“造血能力”不足，偿债能力受到制约。

美国的国际财团掌控农矿产品市场定价权，直接影响依赖此类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国际收入。汤之敏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贸易条件经常恶化，还本付息能力不足；缺乏资本、基础设施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使得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从根本上影响偿债能力。

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国际市场兴风作浪、攫取利润、制造危机，遏制新兴国家发展势头。菲律宾金砖国家政策研究会研究员、政治学教授安娜·马林博格-乌伊认为，华尔街金融机构和投机者恶意做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主权货币，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少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债务负担加剧。

美国资本抄底新兴市场国家优质资产，削弱其经济发展基础。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为拯救经济，被迫允许外资进入命脉企业，不少民族品牌背后是美资身影。在拉美，罗德里格斯认为，阿根廷对跨国资本并购未能适当控制，美国主导的资本力量成为最大获益者。

“债务陷阱”背后的“美国意图”

长期以来，世界对美国多次制造“债务陷阱”的真实意图有着越来越清晰深刻的认识。

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频繁危机后，拉美经济愈加被动适应美国政策调整和经济周期潮汐变化，受制于外债掣肘和市场开放压力，被迫服从美国经济和金融体制之需。在此过程中，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政策具有显著的“门罗主义”色彩。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格局发生剧变后，美国加速调整全球战略。2001年日本关东学院大学教授奥村皓一撰文说，1992年以后，美国对外投资额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通过开发金融和资本市场，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渗透西方金融管理方式。在拉美，摩根银行积极为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的电信和石油等国营企业的民营化和大型项目提供贷款。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企业利用当地政府和企业陷入债务困境、本币大幅贬值，以低廉的价格收购这些国家的优质企业或企业股份。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华尔街日报》2001年曾对经济和商业界人士提出“美国能否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时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杰弗里·加滕直白地表示，美国大公司应当在亚洲坚持到底，利用前所未有的机会在那些一直不准外国大量投资的行业便宜地购买资产。几年之后，亚洲市场无疑会强劲回升。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且类似戏码反复重演。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新闻》2013年刊文《要防备世界经济的潮流变化》表示，美国是市场波动的震源地，震荡过后，美国经济回升，在危机时期起到托底作用的新兴国家却蒙上阴影。

长期以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支持以摆脱落后局面。合理的债务关系、良性的贷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支持，对全球经济增长和缩小发展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美国通过经济实力、资本实力、美元霸权主导国际融资环境、攫取资源和利益，使发展中国家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后者落入发展陷阱的重要推手。

（文章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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